地下活动

    施拉姆说：“新闻事业是一种双重性人格的事业。站在为公众提供普及教育的立场来说，大众传播是一个学校，但是，站在为投资者赚钱的目的而言，大众传播媒介是一个企业。”于是，在这双重身份之下，且在新闻传播职业道德问题上还没有绝对的准则情况下，新闻传播事业很多时候必须慎重考虑自身利益与新闻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

    约翰赫尔顿在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一书中介绍了新闻工作者容易发生的新闻道德问题，并分析其中的原因，目光犀利独到。联系当前我国新闻界的现状，下面重点针对本书的第四章：情趣问题一章进行评析。

    本章伊始，作者就以历史上的例子，揭示在情趣问题上，企图为记者规定一些永恒不变的法则，是徒劳的，因为时代在进步，人们对于道德伦理的认识也在发生改变。从而说明本章的目的不在于试图要提出一些戒律，而是引起人们对新闻报道中一些表明低级趣味的特殊事例的注意，并指出一些有争议的事例，这些事例一般被归入“情趣问题”一类，但实际上它们包含着其他的考虑。

    有些低级趣味是无意造成的，但有些是由于对别人麻木不仁，冷漠无情造成的，作者以报纸在议员出殡之日刊登其妻身穿浴衣面带微笑的照片以及为吸引读者眼球撰写“一位卖肉师傅的妻子剔掉自己身上104磅难看的肥肉”之类的标题等事例重点论述了第二种情况，并以少有的一段议论性文字表明自己的态度：一个人成了新闻人物，并不构成别人可以对他(她)不讲人情的理由，不能剥夺他(她)做人的感情与尊严．记者应该时时从道德上考虑问题，不能把追逐新闻作为不顾别人感情的一种借口。

    另外，作者还认为在有些情况下，虽然情趣问题是决定应不应采用某条新闻消息或某张新闻照片的依据，但其中包含的其他问题可能比情趣问题更重要。

    针对美联社发的一张西贡佛教徒以自焚抗议南越政权的触目惊心的照片，作者列举美国报纸主编协会成员的意见，并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情趣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新闻工具的基本任务问题。新闻工具的基本任务，是尽可能充分地准确地报道新闻消息，以便使公众能在民主制度下做决定时掌握必要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完成这一基本任务，新闻工具可以不必考虑情趣或伦理道德问题。

    作者在文中首先提到：记者应该时时从道德上考虑问题，后面又说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完成这一基本任务（尽可能充分地准确地报道新闻消息），新闻工具可以不必考虑情趣或伦理道德问题。看似矛盾，实则非也，作者是想说明在报道中应该注意公众知情权和伦理道德的平衡。

    就像我国一位有名的报纸主编所说：“新闻是一个高度人格分裂的行业，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大多做着高尚的梦，干着下流的勾当。”虽然此话未免过于绝对，但不可否认的是，现时代中国新闻界，新闻报道的情趣问题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在对公众人物的报道中，并没有很好的平衡公众知情权与伦理道德的关系。

    一些媒体为了满足部分受众的猎奇心理，往往对公众人物的报道缺乏一个基本的度，媒体的记者为了获得这类极具猎奇性的所谓独家新闻，把自己变成“狗仔队”，对一些公众人物实行全天候跟踪，严重影响了他人的正常生活，不但超越道德底线，有时还超越法律底线，甚至造成灾难性后果。如最典型的戴安娜王妃事件，她为躲避“帕帕拉齐”们的追逐而死于车祸，还有香港《东周刊》刊登香港女星刘嘉玲被绑架后的裸照也是典型的媒体情趣低下的例子。公众人物无论是高官还是知名专家学者、娱乐体育明星，他们的言行都蕴藏着许多与

   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公众有权了解知悉这些内容。而人们不可能仅靠个人力量来大量收集并广泛传播这些信息，更不可能建立合理的信息流通渠道和信息处理系统，因此需要借助媒体通过新闻报道来实现知情权。所以，在新闻报道中允许对公众人物的言行包括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言行进行报道，这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必然要求。

   公众人物为了满足民众的知情权，有必要牺牲自己的部分隐私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公众人物完全没有任何隐私可言，媒体对公众人物的隐私可以任意披露。如公众人物的家庭应受到适当的保护，特别是其子女在未成年时，媒体应自觉维护其隐私，保障其不被骚扰。对于公众人物的与社会不发生直接联系的个人信息、私人领域和家庭生活，除非本人同意，媒体不得随意公诸于世。公众人物也是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普通的一面，所谓“高官无隐私”、“名人无隐私”只能是相对的。就像作者说的：一个人成了新闻人物，并不构成别人可以对他(她)不讲人情的理由，不能剥夺他(她)做人的感情与尊严。